文中提到，中秋节的主要活动是在农历八月十五晚上，这天年轻人需要陪老人一起赏月。如果把八月十五放在假期的最后一天，那么许多人就必须在赏月之前，或者赏月的时间跟家人分开，奔波于路途。因此，中秋节最好置于三天假期的第一天或第二天，而不要放在最后一天。而清明节则恰恰相反，清明是个祭祀兼游玩的日子，按照民间习俗，从清明节前第三天开始，进入寒食，依次称为“大寒食”、“二寒食”、“三寒食”，第四天为“清明”。在许多地区，包括笔者家乡的黄河口地区，清明当天是不上坟的，寒食那三天才可以择日上坟。如果假期从清明开始，估计很多人还得提前回老家上坟，仍是蹭用了上班时间，因此将清明节放在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是比较合理的。
转眼清明节又要到了。今年清明的假期仍是从清明当天开始的，不再管它了，反正国人利用上班时间泡网、聊天、打牌、炒股、斗嘴、吵架，包括庆生、扫墓也已经习惯了，不差那一次半次。上班一族，尤其机关干部上班只要效率高些，也不在于那一天半天的坚守岗位。还是借这机会聊点民俗文化吧。
一般理解，清明节是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隐士介之推而设立的。其实，真正考究起来，跟介之推有关的应该是“寒食节”，而不是“清明节”。
介之推，也作介子推，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的臣子。骊姬之乱后，他跟随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劳苦功高。有一次重耳因为没有饭吃饿晕了过去，介之推毅然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,烧熟了给重耳吃,重耳当时非常感动。可后来重耳回国即位时，封赏了许多人，惟独忘记了介之推。有人提议介之推去向重耳表功要官，介之推感觉那样太掉价，便带着自己的母亲隐居在绵山（今山西省介休市境内）里。重耳后来发现了自己的疏忽，四处寻访介之推，想封赏他，介之推避而不见。重耳知道介之推藏在绵山，便想出一个办法，让属下在绵山放起大火，只留一条通道可以外出，自己就在那里等着介之推，以便当面向他陪罪，带他回去享受荣华富贵。可没想到，介之推根本不愿见他，背着自己的母亲在深山火海中四处奔跑，直到最终一起被烧死。
介之推死后，重耳既悲痛又懊悔，下令此后每年介之推忌日期间，百姓不得动火，包括生火做饭也不可以。既然不能生火，大家就只能吃“寒食”了，是为“寒食节”。旧俗寒食节三天不动烟火，其实民间没有不动烟火的，只是不再大蒸大煮，倒是借机提前预备面饼、咸食、鸡蛋的多了。一项政府禁令，到了老百姓那里，最终演化成了变相的改善生活。
清明节本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时间约在每年的阳历4月5日前后，因为每年这个时节“气清景明，万物皆齐”而得名。古代的清明节是人们举行踏青、蹴鞠、插柳、荡秋千、打马球、放风筝等户外活动的时节。后来逐渐将清明、寒食合二为一，也就成了一个亦喜亦悲的日子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起码在晚唐杜牧那个时代，清明、寒食这两个节日已经合并了。既要缅怀先人，又有心思到酒店喝酒，这倒很符合清明节的特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多悼念革命先烈的活动，都是在清明节当天举行，清明踏青游玩的娱乐性更加淡化了。
在黄河口民间，清明、寒食两节始终是合而不同，分工明晰的。1918年版《乐安县志》和清光绪九年版《利津县志》里，都有“清明日士女多冶游，谓之踏青，设秋千于院落”，“妇女竞戏秋千”的记载。《乐安县志》又载“一百五日墓上添新土”，这个105天是从上一年的冬至日（12月22日）算起的，加上2月份润年的因素，时间大约在清明节（4月4日或5日）前两天，正巧是黄河口人所说的“寒食节”。一方生民对清明、寒食职份有别的这种坚守，是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。
除了介之推的故事、杜牧的诗，清明节最有文化气息的当属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绘于北宋徽宗年间，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，属于国宝级文物。据统计，在这幅长达5.28米的民俗画卷中，共绘有各色人物550多个，牛、马、驴、骡等牲畜50余匹，车辆、轿子20多具，大小船只20多艘。桥梁、城楼、房舍、勾栏、瓦肆等各色建筑，尽显宋代都市风貌。而那悲悲切切、忙忙碌碌、轻轻松松、欢欢喜喜的芸芸众生，正是对市井社会、升平景象的一次全景式的扫描。
只可惜，继这般盛世繁荣、清明气象之后大，却是抹不去的靖康之耻，持续一两百年的生灵涂炭。正应了孟老夫子那句千古名言，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。如此看来，将缅怀先人与踏青游玩交织在一起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（薄文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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